于是，在庆长五年（1600年）的时候，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役——关原合战，由德川家康对阵石田三成，其中，石田三成率领的西军，在事实上代表了当时的日本最高统治家族丰臣家。不过，石田三成虽说是丰臣家的代表，但其实也就是个战场总指挥，西军的总大将则是毛利辉元。
那时候，石田三成请实力雄厚的毛利辉元来做西军总大将，一开始他还摆着个架子不肯来，最后石田三成承诺，一旦打败德川家康，就让毛利家成为日本第二大家族，仅次于丰臣家，这位大爷这才答应参战。
到了东西两军在关原决战之时，西军在战场上的总人数达到了大约十万人，其中，光是毛利本家以及毛利家分支小早川家和吉川家三家的兵力就有三四万人，但这三四万人由于毛利辉元老大的常年无能和三家之间的矛盾分裂，以至于根本无法团结一致，在战场上不是围观就是倒戈——犹豫胆怯的毛利辉元听从吉川广家（当时已被家康收买）的建议，以德川家在战后保全毛利家领地的交换条件，对东军采取了消极避战的方针。至于小早川家更是索性临阵背叛，倒向了德川家，从而直接导致了西军在关原战场上的失败。
但关原战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整场战争的失败，要知道，当时毛利辉元自己还带了万把人驻留在大阪城内，而大阪城则是被誉为当时“日本第一”的金汤之城，如果率众据城死守，也未必不能熬死德川军。
所以，当时同在城内的西国大名立花宗茂，甚至毛利辉元的养子毛利秀元等人，都认为应该守城决一死战，哪怕最后还是要跟德川家康议和，最起码也得显示一番自己的力量，免得被那只老乌龟给看扁了。可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毛利辉元又缩头了——他决定相信德川家康保全毛利家领地的承诺，不战而降。
谁知战后的德川家康立马变脸，面对前来讨饶的毛利辉元，德川家康推翻了先前的承诺，把长州藩的封地从一百二十万石给削到三十万石，一下子就穷掉了。对此，毛利辉元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得吞下自己酿造的苦酒，随即退隐出家来悔罪。而长洲藩上下则从此深恨幕府，都到了恨入骨髓的地步。
在历史车轮刚刚滚到宽永七年的眼下，距离关原合战只过去了三十年，长州藩还有很多经历过当年那场大战的老人在世，提起在关原大战之中坐失良机和之后被削藩减封的旧事，一个个都恨得咬牙切齿。虽说当年那番祸事主要还是因为毛利辉元太傻而引起的，但仇恨就是仇恨，自从江户幕府开幕以来，每一个长州藩武士心中都燃烧着复仇的怒火。以至于在每年的新春团拜会上，长州的毛利家藩士都会说“主公，可以（倒幕）了吗？”作为贺词之始——当然，藩主的答复也总是“时机还不成熟，请继续等待”之类。
但是，就连毛利辉元本人在生前恐怕都没有想到，这份让他悔恨至死的悲愿，竟然在毛利家刚传到下一代的时候，或许就能实现了——在今年夏天的九州征伐大获全胜，萨摩藩岛津家开城降伏，九州各藩惶恐震怖，纷纷向毛利家和大明援军献媚讨饶之时，看着加藤清正的儿子加藤忠广（肥后藩主）、黑田官兵卫的孙子黑田忠之（福冈藩主）等战国名人后代寄来的投诚书信，现任的长州藩主毛利秀就大人，便曾经不无感慨地对左右侍从说道：如此看来，在今年的新春团拜会上，我或许就可以回答不一样的内容了吧。
——以日本政客一贯隐晦的“腹艺”说辞，这已经是在很直白地表示，他想要明年就起兵倒幕了。
很显然，随着实力的一步一步扩张，毛利秀就胸中那颗唤作野心的种子，也开始飞快的茁壮成长了。
当然，心里有着这样的想法，并不等于就一定会付诸于实践——作为传承数代的名门世家之后，毛利秀就并不是织田信长这样性烈如火的枭雄，他想要决断什么大事，都必须事先咨询一番家臣团的意见，统一了内部思想才行，否则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当初毛利辉元之所以在关原大战前后表现得进退失据、左右摇摆、优柔寡断，最后沦为天下笑柄，很大程度上也跟当时毛利家臣团内部的分裂和尖锐对立有关。
而对于新一代的当家人毛利秀就来说，他首先需要参考的意见，就是守随信吉这位“宿老”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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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了藩主托人传来的话之后，面对着一众宾客炯炯有神的目光，守随信吉只是不紧不慢地又喝了一杯茶水，才慢条斯理地答道，“……主公的意思，在下已经知晓了。只是其中有些地方，实在是让人费解啊！若说是与幕府为敌，本藩目前不是已经在策划了吗？而若是要进京上洛，恐怕还为时尚早了一些吧！”
“……守随大人，难道以我藩如今的军力和威望，还不能出兵上洛吗？”一位出身显贵的年轻武士问道，“……以明国黄石大帅之法打造的我藩新军，目前已经练成一万，粮秣弹药的库存皆有许多。九州最强的岛津家已经降伏，西国其余诸藩也是尽皆惶恐。纵然还有二三暗中心向幕府之辈，譬如土佐藩山内家、唐津藩寺泽家、岛原藩松仓家之流，也都与我长州藩相距甚远，且兵微将寡，根本无力阻挡我藩出兵。如此看来，我军的东征上洛之路纵然不能说是一呼百应，至少也能让各藩两不相帮，又为何不能出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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